在呼和浩特这座美丽的草原之城，3月13日传来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——当地政府推出了全新的育儿补贴政策，旨在鼓励家庭生育。具体而言，生育一孩家庭将获得1万元补贴，二孩家庭可享受5万元，而三孩及以上的家庭则将获得高达10万元的补贴。
紧随其后，国家卫健委于3月15日召开会议，明确制定了促进生育的政策框架，并着手推动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继深圳之后，南京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，江苏省出台了15条促生育政策。其中，生育津贴的发放将不再需要繁琐的材料准备，直接划入账户，一胎顺产家庭的最低津贴可达28889元。
尽管呼和浩特的政策可能无法一举扭转当前的局面，但其迅速响应人大会议要求，迅速落实补贴的做法，无疑为其他城市的跟进提供了积极的范例。
展望未来，预计将有更多城市加入补贴政策的行列。这一趋势可能会加速国内需求的复苏，因为在当前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，内需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
众所周知，我国自二胎政策放开以来，出生人口数量有所上升，但2017年后的出生人口却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，到2023年仅有900万，近乎减半。2024年前三季度，全国结婚登记数同比下降94.3万对，预示着2025年的出生人口将继续减少。
实际上，我国的出生率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处于较低水平，仅高于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家。尽管中国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不到7%，但老年人口占比却超过了25%，这一严重少子化现象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，增加社会养老成本和税收负担。
按照目前的生育率，预计每代人的出生人口将减少一半，即30年内减少一半。这一现象已开始影响到教育领域，从幼儿园到小学，再到高中的倒闭新闻屡见不鲜，未来几年还将蔓延至高等教育乃至就业市场。
这一趋势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，需求的降低推高了失业率，农村和小城镇的衰落甚至消失，城市人口也在减少，城市面貌逐渐凋敝。从国家层面来看，如果几十年后我国人口断层，一个青壮年可能需要抚养多个老人，那么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将如何提升？在这样的趋势下，维持全产业链的优势也将变得十分困难。
因此，没有人口，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提升出生率成为我国最核心、最重要的事情，甚至比经济、科技还要重要。
面对生育率低的问题，我们需要找到症结所在。多项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，生育、养育成本高，经济负担重，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关键因素。因此，人口学家梁建章建议，解决生育率问题的关键，在于让养育成为一项有收入的工作，并确保养育家庭获得稳定的收入预期。
近年来，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陆续推出生育补贴政策，但力度普遍较小，效果有限。例如，增加产假虽减轻了企业负担，但企业并不能直接从员工多生中获益。地方政府鼓励生育的动力和财力也有限，因为孩子的成长需要20年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外地做出贡献。
因此，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应当是全社会，是国家的未来。因此，激励生育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层面，并且需要长远规划。
梁建章建议，在国家层面成立高级别的中央机构，专门协调相关工作，并设立“国家人口发展基金”，系统性和常态性地向全国养育家庭发放养育金，力度要大且可持续。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，支持生育的投入至少应达到GDP的3%以上。
此外，还有观点认为，应全国范围内实施补贴生育政策，大城市在承担自身成本的同时，也应承担小城市部分成本，因为这些孩子长大后，许多人可能会流向大城市。
在育儿补贴方面，多数国家采取了多种方式，包括一次性现金生育补贴、带薪产假和育儿假、儿童津贴等。育儿支出还可抵税。
除了经济因素，女性无法兼顾家庭和事业，也是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劳迪娅·戈尔丁研究发现，女性在200年的经济学史上都无法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。作为一位职场母亲，我深有同感，既要照顾好自己，又要照顾孩子和家庭，同时还要应对事业上的挑战，这实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因此，全社会、男性都应该深刻认识到这一点，如果想要多生孩子，就必须充分尊重和支持全职妈妈，如果妻子在工作中，也不要期望她能表现得完美无缺。如果这种观念能够深入人心，生育率有望得到改善。
从国家层面，可以考虑对全职妈妈提供经济上的保障，例如德国和日本允许家庭主妇的配偶享受个税减免，或直接对无业母亲提供基本收入补助（RSA）。
在社会保障方面，可以参考瑞典、法国的做法，将育儿时间计入养老金缴费年限，多数国家也将全职妈妈纳入配偶或国家医保体系。
在职业保护方面，应给予重返职场母亲支持，如英国、澳大利亚允许申请灵活工作时间。
在托儿服务和教育方面，应提供免费托儿和早教补贴，如丹麦提供每周30小时免费托儿服务，韩国向全职妈妈发放儿童教育券，用于兴趣班或托管。
从企业层面来看，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，缩短工作时间、减少加班现象，推广灵活办公模式，也有利于提高生育率。当然，可以考虑给予企业减税。
总之，人口出生率的下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，对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。提升人口出生率是国家的重要任务，需要从减轻育儿经济负担、平衡工作与家庭等方面入手，通过国家、企业、家庭共同努力，才能有效应对这一挑战。